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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老金改革需要政治决策 个人养老金是社会进步的强心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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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养老金改革需要政治决策 个人养老金是社会进步的强心剂

中国正在接近深度老龄社会,养老金结构混乱,政府欠账和承诺过多,激励性不足。如何合理界定基础养老金,完善个人账户养老金以缓解其压力,是一举带动其余的积极战略问题,而不仅是财务问题。

  福利制度设计大师贝弗利奇(William Ian Beardmore Beveridge,1908~2006)认为:“在确定国家最低保障水平时,应当给个人留有一定空间,使其有积极性参加保险(积极就业),为自己和家人提供更高水平的保障。”这里描述了“国家供面包”与“自己买黄油”的结构效应及其发展战略。养老金包括公共计划和个人计划,前者称基本养老金,是保障老年人日常基本生活开支的现金流;后者称补充养老金,用于改善老年生活。前者的价值在于稳定人生和社会,后者的价值在于促进就业和增加积累。

  养老金改革需要政治决策

  贝弗利奇在20世纪40年代英国进入老龄社会时强调:“老龄人口规模巨大,一方面,养老金应避免老人陷入贫困;另一方面,每增加1先令养老金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。养老金政策不应催促人们退休,强迫有工作愿望和工作能力的人退休,强迫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在岗位上挣扎,都是错误的、不公正的,是任何社会保障制度都要避免的。”

  70年后的中国出现了同样的人口结构,1991年职工养老金开始实施统账结合的结构性改革。1998年,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改革不得不让大批有工作能力的人员提前退休,此后始终没有为此做出预算和补偿,试图用后人缴费弥补前人的账(这可能成为政府失灵的典型案例之一),因不能全国统筹和遇到人口老龄化,这个平衡在2014年以后很难再持续下去(28%费率需要降低,内部赡养比开始低于3:1)。一面是约3万亿元人民币职工个人账户空账记录(事实负债),另一面是部分劳动力流入城市的养老保险费累计结余3万亿元人民币(不平衡的结余),中国养老金的抉择进入一个十字路口。

  第一,养老金等于未来1/4人口的1/4日常开支,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问题,不能由几个部门和少数人决定,应当发动国民教育和社会讨论,在晓以利害后由党中央作出决策。亟待偿还旧账和规划未来,不偿还旧账会损失政府信誉;缺乏精算与法律保障的增加养老金允诺,会导致大规模的财政危机。为此,需要区分政府责任和财政部门的责任,财政部门仅对现收现付的基本养老金和政府补贴有发言权,不能决定养老金制度结构和战略。

  第二,中国正在快速地进入深度老龄社会(约10年)和接近超级老龄社会(约25年),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2.2亿,现行政策在催促人们退休。2010年人口统计数据显示,约有40%女职工在50岁和男职工在60岁之前领取养老金退出正规就业,目前干活的人数在迅速减少、领钱的人数在迅速增加,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增长率低于支出增长率;早退休的人由于缴费记录少而领取低水平的养老金,如果没有个人积累,在遇到通货膨胀时难免沦入银发贫困群体。总之,不良的社会数据对宏观经济发展很不利,养老金决策至关重要,需要当机立断,既不能拖延,也不允许出错。

 

 

消息来源:未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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